知道冯骥才最近都在忙什么吗？琢磨小脚！他曾写过小说《三寸金莲》，受到过各方面的非议。但他最近正写的文化批评性质的专著《带血的句号》，又是关于三寸金莲的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：建国后妇女不再缠足，但有些解放前缠过足又被放了的所谓“缠足放”、“解放脚”，需要特殊的鞋。哈尔滨有一家专门制作解放鞋的鞋厂，前不久，中国最后“一双解放脚”去世，他们便把最后一批解放鞋送给了历史博物馆。冯骥才深入采访了该厂，又收集整理了大量文字材料，这才开始此书的创作。他说：“小脚是中国文化弊端和劣根性的一种象征。”“让人们都把丑的认为是美的，把人为的变态的东西当作美来欣赏，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。”他为这种特征感到悲哀和愤怒。
冯骥才接受采访时正犯感冒，当他用带鼻音但依然高亢的声音批判中国文化时，我不免有些感动。
我称冯骥才为作家，对此他很不满意，他很郑重地说：“我不愿只作个小说家或作家，这太限制我了。我更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。”我问他作家和知识分子有什么本质的区别，他想了想，王顾左右而言他：“以前我重视人的社会责任感，但现在我更强调一种文化责任感。”
的确，知识分子冯骥才具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。就我所知，他长年来一直关注城市的保护问题。他深爱他身在其中的老天津卫，也痛惜它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面目全非。他组织人，甚至不惜亲自出马对天津进行了地毯式的考查，拍摄了几万张照片，再经过反复筛选，辑成《天津老房子》画册四本，包括了天津的码头、租界、老城区，并送交城市规划、环境保护的有关部门，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，我想冯骥才是真的想为那座城市，也为中国的文化做一点具体的事情，而不只是写几篇令他本人声名大噪的小说。
从对城市的剥削性破坏，冯骥才看到了我们民族深层次的根源。我们是一个没有宗教的，过于实际的民族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城市只是一个居住的地方，我们与城市的关系就是使用它，甚至过度使用到掠夺和破坏的程度。事实上，城市不但有实用功能，还有文化意义、精神方面的价值。城市也有生命和性格，可是这一切都被秋风扫落叶似的现代化抹杀了，北京变得跟杭州一个样，一样的街道立交桥，一样的高楼大厦。城市发展应该有其文化的脉络，但实用的人们对此不屑一顾。
我跟冯骥才是有同感的，因为每次看到孤苦零丁的城楼寒伧地蹲在摩天大厦脚下，看到平安大道上尘土飞扬、机器轰鸣，我总想起那个书呆子气重，但极具文化忧患感的梁思成，偶尔也想起在为老天津奔波的那个同样书呆子气重，但也同样极具文化忧患感的冯骥才。他并不迂阔，一点没有只恋旧的遗老遗少气，他也并不反对城市的发展建设，不认为唐太宗建的宫城能搬到现在来用，他的意思只是说，城市的发展应该是线性的、循序渐进的、有条不紊的，这样人们才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哪些是该留下的，哪些可以淘汰。而中国的城市发展一向是暴风骤雨般一阵阵的，哗啦啦一阵打砸抢，哗啦啦又一阵建设风，没有整体规划，凡是保留到今天的城市遗风古韵，无一不是“幸免于难”，谁也不能保证它们以后还有这么好的运气。
“我们正在失去的，是我们永远也追不回的东西。”
冯骥才近来做的第二件大事情，是对敦煌的全情投入、认识和宣传。他说敦煌其实揽括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全部，从陈寅恪、罗振玉、王国维到季羡林，无不与敦煌有密切的关系，郭煌集哲学、文学、音乐、舞蹈、宗教等等为一体，价值极大。对敦煌除了常见的飞天和《丝路花雨》，我几乎毫无了解，我不能确切地知道敦煌对中华文化意味着什么，但至少我知道，它对冯骥才来说意味着他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感。
至于他自己，他说得很少，他的小说，他的创作，他的名声……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投入似乎比我原先想象的要淡而少，他说小说只是他用来表现的方式之一，但不是唯一的，因为仅用小说来表达他自己还不够完全。他最后正面回答了我的问题：
“作家只是一个职业，就像你是记者，而知识分子意味着一种精神，一种文化品格。知识分子既站在现在看过去，也站在未来看现在。”我愣了一下，有一会儿没明白他的意思，旋即懂了，如果我们的孩子还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天津城，如果我们孩子的孩子还有一个绿色的而非千疮百孔的地球，如果……这里面，是不是也有一代知识分子的功绩呢？
对于作家冯骥才，我是欣赏的，而对于知识分子的冯骥才，我是尊重的。我也将衷心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祝福，一如冯骥才为老天津祝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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